书名：懒人历史书作者：黄一鹤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作者简介：黄一鹤历史畅销书作者，曾出版过多种文史小书。也曾痛饮酒、熟读离骚，但终于没能成为名士。虽熟读古书，略谙人性，但事到临头，往往是书到用时用不了！于是顿悟：如果不是要成为专家、以此谋生的话，世间有很多知识，无论如何高尚与美好，其实都只需略知便可。于是便有了本书的创意。内容简介：中国历史源远流长，人类知识无穷无尽，读不完，怎么办？享受生活要紧，读书时间有限，什么书都不读，可以吗？本书对此提供了一种答案：既不做“书呆子”，也不要“没文化”。所有那些被多数人认为你应该知道的历史常识，你只需稍作了解，“略懂”便可。知识不在多，够用就行！本书为系列读物，分为“中国历史”“中国文化”等卷，此为第一册。 书摘正文 你一定要了解的那些历史典故 二桃杀三士春秋列国时期，齐国有三位勇士，分别是田开疆、公孙接和古冶子。这三个人勇武异常，立下许多功劳，深受齐景公的宠爱。他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，居功自傲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。齐国的相国晏婴担心这三名勇士对国家造成威胁，屡次建议齐景公除掉他们，但齐景公一直没有同意。恰逢鲁昭公访问齐国，齐景公设宴款待。晏子主持宴会礼仪，他心生一计，决定趁这个机会除掉这三个心腹之患。在宴席上，他让人端上来几个桃子，请大家吃。等大家吃得只剩两个桃子的时候，晏婴叫上三位勇士，对他们说：“只剩两个桃了，你们有三个人，要不你们三个比比功劳，谁的功劳大就可以吃桃？”话音刚落，公孙接抢先说：“以前有一次国君打猎时，遇见一头猛虎，我冲上去与老虎拼死搏斗，最终把虎打死，救了国君。如此大功，难道不应该吃个桃子吗？”晏婴说：“冒死救主，如此大功，可以吃桃。”紧接着古冶子也说道：“当年我送国君过黄河时，一只大鼋兴风作浪，咬住了国君的马腿。是我跳进汹涌的河水中，舍命杀死了大鼋，保住了国君的性命。”于是晏婴各给了两人一个桃子。田开疆眼看桃子分完了，急得大叫：“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，斩将夺旗，使徐国俯首称臣，就连郯国和莒国也望风归附。我为国君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，反而吃不到桃子，在国君面前受到这样的羞辱，我还有什么面目站在朝廷之上呢？”说罢竟挥剑自刎。公孙接大惊，说道：“我的功劳不如田将军的大，却吃了他的桃子。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”说罢也自杀了。古冶子大叫：“我们三人结为兄弟，誓同生死，如今他俩已死，我也决不苟活！”说完，也拔剑自刎了。 晏婴利用三位勇士的弱点，用两个桃子除掉了他们，这就是“二桃杀三士”的典故。 胡服骑射战国时期，在赵国的北方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部落，他们以游牧为生，经常对赵国的边境进行骚扰和掠夺，而且这些胡人作战非常勇猛，擅长骑射，战斗力远胜赵国的军队，赵国不堪其扰。当赵武灵王在位时，决心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，彻底解决边防问题。经过细心的观察和分析，赵武灵王发现北方的胡人都是身穿短衣和长裤，作战时骑在马上十分灵便，所以进退自如，来去如风，射箭时也非常敏捷。而赵国的军队虽然所使用的武器比胡人精良，但是由于身上都穿着拖沓的长袍和笨重的盔甲，所以骑马时行动相当不方便，从而导致在与胡人的交战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。于是，他下令在国内推行“胡服骑射”的军事改革，让大家不穿宽袍长袖的华服，而改穿短衣长裤的胡服，并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，把自古以来以车战和步战为主的战法，改成以骑兵为主要的战斗力。然而，“胡服骑射”的改革措施刚一出台，便遭到了一些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，他们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古法，拒不执行。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以装病不上朝来表示抗议，于是赵武灵王亲自来到公子成的家里耐心地劝说，终于说服公子成和赵武灵王一起带头换上胡服。这样一来，就使得这项改革在赵国上下推行开来。赵武灵王推行的“胡服骑射”是中国军事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，它使马拉战车这样的作战方式成为历史。赵国由此建立起一支以骑兵为主体的强大军队，在战争中发挥了相当大的战斗力，赵国一跃成为一个能与秦国抗衡的军事强国。缇萦救父缇萦的父亲是汉文帝时的名医淳于意。淳于意因治病与病人发生争执，被对方污蔑受贿索纳，县官立刻拘捕了淳于意，将他发往京城。当时，汉朝法令多数沿袭秦朝，被判有罪的人经常会被施以剁手、砍脚、割鼻等肉刑，给受刑者造成终身残疾。淳于意被押送上京前，五个女儿前来送行，抱头哭成一团。淳于意见状大骂：“可惜我没有儿子，关键时刻竟连救自己的人也没有！”于是缇萦决定上京救父。她给汉文帝写了一封长信，在信中痛斥秦朝肉刑给人造成的身体残缺和心理伤害，即使想要改过自新，也再无机会。她请求皇帝开恩宽恕自己的父亲，自己则甘愿入宫为奴婢抵罪。看过缇萦的长信后，汉文帝折服之余，也被她的孝心所感动，于是他下诏赦免了淳于意，并宣布废除肉刑，转而改为打板子或者流放，取消了肉刑带来的危害。清君侧清君侧的意思就是“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”。历史上第一次“清君侧”发生在西汉景帝初年：公元前154年，御史大夫晁错向汉景帝上书，要求削除诸侯王的特权，加强中央集权。景帝采纳，并着手削藩。各诸侯王为了保住权力，以吴王刘濞为首，带领六个王国，以“清君侧，诛晁错”的名义公开反叛，即“七国之乱”。为平息叛乱，汉景帝被迫杀了晁错，但叛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，直到汉朝出兵镇压才宣告结束。因此，“清君侧”也多成为朝臣叛乱的借口。 地下造反汉景帝将领周亚夫是平定“七国之乱”的功臣。镇压结束后，周亚夫仗着军功，不把旁人放在眼里，对景帝也轻慢起来，时常带剑上朝、戎装见驾，让景帝十分不满。后来周亚夫在国政上与汉景帝多有冲突，景帝为了试探他，便命他入宫陪自己吃饭，却不准备餐具，结果周亚夫负气离去，景帝遂生出除掉周亚夫之心。公元143年，周亚夫的儿子利用私人关系，从武库中购买了一批铠甲，准备在父亲死后做陪葬，结果被人举报。周亚夫的儿子以谋反的罪名被景帝投入监狱，并牵连到了他本人。廷尉审理案件时，质问周亚夫为什么要私藏兵器造反，周亚夫答：“那是我出殡用的陪葬，难道这也算造反吗？”廷尉深知上意，便玩味地说：“你没死就私藏兵器陪葬，就算活着不造反，死了以后也要在地下造反吧？”周亚夫当场气绝，绝食五天后，在狱中吐血而死。“腹诽罪”“腹诽罪”是典型的欲加之罪：汉武帝时，酷吏张汤与大农令颜异交恶。张汤向武帝上报，说颜异对皇帝不敬。武帝遂命张汤审讯颜异。不久就有人佐证，称颜异在会客时，听到客人谈论皇帝的政策多有不妥之处，颜异的嘴唇微动却不作声。于是张汤奏报武帝：“颜异身为朝廷命官，见陛下法令不妥，未明言却腹诽不已，应当处死！”武帝因此下诏诛杀颜异。“腹诽罪”也成为思想罪中最荒唐、最恶毒的罪名。张敞画眉汉宣帝时，京兆尹张敞为官公正，朝议辩论中时常引经据典，引得百官敬佩。但是汉宣帝对张敞有所不满，认为他没有官员的威仪。当时京城中谣传，说张敞和家人感情亲密。他的妻子因眉角有伤，经常需要张敞帮他画眉。时间长了，大家就都知道张敞给妻子画的眉毛十分漂亮，而且每天必定要画完眉毛才来皇宫上朝。汉宣帝因此责问张敞，想要证明他不务正业。张敞却说：“闺房之乐，有甚于画眉者（夫妻在闺房里做的事情，有比描画眉毛还过分的呢）。”意即汉宣帝不应以大臣的私生活作为衡量其才能的标尺，汉宣帝听后默默不语，从此不再刁难张敞，但也不再重用他。虽远必诛“虽远必诛”出自西汉名将陈汤给汉元帝的上疏。他在奏疏里自表部队击退北匈奴的功绩，自豪骄傲之情跃然纸上。其全文是：“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，以示万里，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！”意思是说，汉军应该把那些砍下来的敌军首级，分个悬挂在匈奴居住的街道、村落前，让他们明白：任何一个敢于侵犯大汉帝国的人，哪怕离得再远，都会被强大的汉朝诛杀！此语后来也经常用于激励我们的民族自豪感。一日五侯公元前27年6月，汉成帝刘骜在一天之内，册封了五位大臣为侯爵：王谭为平阿侯、王立为红阳侯、王根为曲阳侯、王商为成都侯、王逢适为高阳侯。此事传开后，被百姓们戏称为“一日五侯”。其实，这些人都是太后王政君的亲族兄弟，是王氏外戚的青壮。当时王氏已经权倾朝野，王政君的侄子王莽更是在日后谋朝篡权，废除了汉朝统治。刘骜一日五侯，既是出于对王氏家族的倚重，也是无可奈何之举。他们无功无凭，却被接连封侯，破坏了汉高祖刘邦立下的“非有军功不得封侯”的祖训，也从侧面揭露了当时外戚家族的势力庞大。 娶妻当娶阴丽华“仕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当得阴丽华。”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人生理想。阴丽华是春秋名相管仲的后人，刘秀在南阳时就十分仰慕她的美貌。刘秀虽然是皇族出身，却家道中落，沦为布衣。在长安城中求学时，刘秀看到了长安禁卫执金吾的车马，不禁心生羡慕，于是写出了这句传世名言。后来刘秀与哥哥起兵反对王莽，不久刘秀迎娶阴丽华为妻。但为击败政敌，刘秀又迎娶了郭圣通为妻。称帝之后，由于郭圣通已经为刘秀生下皇子，在阴丽华的劝说下，刘秀被迫放弃结发妻子，册立郭圣通为皇后，改立阴丽华为妃。直到统一天下，刘秀才废掉郭圣通，册封阴丽华为皇后。阴丽华担任皇后二十四年，端庄贤淑，恭俭持家。她和刘秀分分合合的爱情故事也被千古传唱。马革裹尸“马革裹尸”出自东汉名将、伏波将军马援。马援平定西南夷族叛乱后凯旋回京，亲友交好们纷纷前来为他接风。其中有一个叫孟翼的谋士，他折服于马援的战功，高兴之下就说了几句奉承话。马援听后不悦道：“我从前线回来，本希望听你说些有见地的教诲，却想不到是这些东西。难道你也成了趋炎附势之徒吗？”无端被马援批评，孟翼顿时尴尬不已，连忙作揖告罪。马援却说：“武帝时的伏波将军路博德，开七郡而仅封数百户。和他相比，我的功劳简直微不足道。如今竟也被封为伏波将军，采邑三千。如此赏大于功，我的好日子又怎么可能长久呢？你与其夸赞我，还不如多教教我在朝为官的法门！”孟翼见状无话可说，马援则滔滔不绝：“你不说，我来说：现在匈奴和乌桓两族还在侵扰北方的边境，我已打定主意请战，率众为先锋，做个有志男儿。所谓‘男儿’，就理当力拼敌寇、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而回。又怎能久居卧榻，死于儿女之手？”不久，马援果真向皇帝请旨，带兵西出征战边疆去了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杨震是东汉安帝时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，当时主持朝政的是外戚邓骘，他对杨震十分看重，举荐他做官。后来经过多次升迁，杨震被提拔为东莱太守。赴任路上，杨震路过昌邑，县令正是杨震当年举荐的“茂才”王密。王密对杨震的知遇之恩非常感激，专程于深夜前来驿馆拜见杨震，并以十斤黄金为见面礼送给杨震。杨震很不高兴，教训王密说：“你我相知已久，你是不是贪官我一清二楚，可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难道就不明白吗？”王密以为杨震担心事情败露不利，于是谄笑道：“所以我才深夜前来，您尽管放心，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的。”杨震听后冷笑：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，又怎么敢说没有人知道呢！”王密羞愧不已，悄悄离开了驿馆。陈蕃待客东汉太傅陈蕃的祖父曾是河东太守，到他出生时家道中落，不再显赫。为振兴家族，陈蕃自小就抱定信念，决意闯出一番天地来。陈蕃家中有一处清静的庭院，他少年时便在这里读书习字。某日，陈蕃父亲的好友薛勤前来做客，路过陈蕃的庭院时，看到里面杂草丛生、遍地肮脏。薛勤心有不快，便问十五岁的陈蕃：“我是你父亲的宾客，不顾劳累前来，你竟连庭院都懒得打扫，堂堂陈家少主就是这样待客的吗？”面对长辈客人的指责，陈蕃却不慌不忙答道：“大丈夫处世，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，岂可安事一室乎!”薛勤听到这般掷地有声的答复，忍不住对陈蕃另眼相看，但也不禁有些担忧：陈蕃年少，如果只将怀中大志为纲，日久天长后，恐怕有所不妥。于是他好言劝道：“一屋不扫，又何以扫天下？”薛勤话中的意思，就是希望陈蕃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把抱负用在实处上。结果陈蕃听后满脸通红，立刻打扫干净庭院，以上宾礼迎薛勤入府。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”从此成为传世名言。三武灭佛“三武灭佛”是指由皇帝直接主导的三次废除佛教行动：统一北方后，北魏太武帝皈依了道教，并因寺院田地广袤，却不缴税赋、不服徭役等佛门特权而厌恶佛教。从公元444年开始，太武帝开始有计划地废佛：他不准社会各阶层供养佛门子弟，违者全家灭族。后又发现长安僧徒私自酿酒，并持有兵器。太武帝震怒不已，遂诛尽长安佛徒，焚毁全国的佛经造像，导致北方佛教文化遭受血洗。北周武帝宇文邕笃信儒家学说，对佛道毫无感想。即位后，为强化统治、增强国力，他决定大规模削弱处于特权地位的宗教阶层。公元574年，宇文邕下诏毁掉国内所有佛道场所，烧毁经书造像，并勒令所有已经出家的佛教徒和道教徒还俗，甚至将普通的宗教活动也悉数废除。灭掉北齐后，宇文邕又强制毁掉了四万多座佛寺，强迫三百余万僧尼还俗，并重新编进户口，以破坏正常宗教发展的代价，将北周国力推上了顶峰。在太武帝、周武帝之后，唐武宗李炎也在治国期间进行过一次废佛行动。由于这三位皇帝的谥号或庙号中都有一个“武”字，因此被称为“三武灭佛”。而后周世宗柴荣也曾灭佛，因此又将他们四人合称“三武一宗”。 愿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登基后，曾痛下杀手将自己的弟弟刘子鸾赐死。诏书下达后，年仅十岁的刘子鸾无奈地说：“愿后身不复生王家。”随后自尽，随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弟弟刘子师和妹妹十二皇女。公元479年，大将萧道成逼迫十三岁的宋顺帝刘凖禅位。举行禅位大典时，刘凖因为害怕而逃往内宫。萧道成部将王敬立刻率刀兵入宫搜人，在佛盖下找到了吓作一团的刘凖。他见对方凶神恶煞，便哭着问道：“你们果然要杀我吗？”王敬则大言不惭地辩说：“我等不杀陛下，只想请陛下搬离宫馆，如同当年刘氏对司马氏所做那般。”由于司马氏最后的两个傀儡皇帝都是被宋武帝刘裕害死，因此王敬说完后，刘凖就放声哭泣：“愿生生世世，再不生帝王家！”旁观的刘宋旧臣、女眷听到此言，莫不流泪惋惜。果不其然，在禅位一个月后，刘凖就被萧道成的士兵杀掉，刘宋皇室几乎被灭族。烛影斧声“烛影斧声”是北宋历史上最大的一桩疑案：公元976年十月十九深夜，宋太宗赵匡胤突然病重，妻子宋皇后担心他熬不过当晚，于是命宦官王继恩立刻请赵匡胤最喜爱的四皇子、兴元尹赵德芳（即传说中的“八贤王”）入宫侍疾。然而，拿到皇后懿旨的王继恩并没有去请赵德芳，而是径直来到晋王府，请来了赵匡胤之弟赵匡义。后者来到寝宫后，未等看门宦官通报就直接走入赵匡胤的寝殿，宫中的宦官宫女们惧怕皇帝和晋王，一声令下便纷纷退出寝殿。当时正在下夜雪，众人透过窗纸看到兄弟二人把酒畅饮，微弱的烛光中，赵匡义时而坐下，时而起身摆手退让，隐约中还能听到斧头蹾地的声音，还听见赵匡胤高声说道：“好做！好做！”然后寝殿中就静了下来，不久传出赵匡胤的如雷鼾声，赵匡义则理所当然地在寝殿中留宿。黎明时分，赵匡义走出寝殿，宣布赵匡胤已经驾崩，自己将继承皇位。而宋皇后从王继恩口中得悉赵匡义已经进宫后，便知道大势已去，于是对赵匡义说：“吾母子之命，皆托于官家（宋朝口称皇帝为‘官家’）！”赵匡义则满口答应：“共保富贵，勿忧也！”然后在次日赵匡胤的大行灵堂中继承皇位，改名“赵光义”，成为宋太宗。然而，由于进殿当晚并没有第三个人在场，只有赵匡胤兄弟二人，所以赵光义究竟是如何继承了宋太祖的皇位至今不得而知。多数人认为“烛影斧声”正是赵匡胤指责赵光义，后者则在慌乱之下用斧头砍死赵匡胤后篡位。司马光等宋朝史学家则认为，赵匡胤死时已经是漏下四鼓时分，此时赵光义尚未进宫。从此众说纷纭，“烛影斧声”成为一桩千古谜案。 家贼难防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进行全面变法工作。不久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吕嘉问正是当时的一员属官。他积极参与变法，拥护王安石，很快就被王安石调去户部主管工作。王安石颁布“市易法”后，调吕嘉问为市易务，负责新法的推广。正是在他的努力下，市易法才能有效实施，因此极得王安石看重。然而，吕嘉问出身的吕氏宗族里，他的祖父辈吕公绰、吕公弼、吕公著等人都坚决反对变法，而且先后被王安石排挤出朝廷，吕氏因此同王安石势同水火。其中，吕公弼的态度最为温和，多次劝告王安石不可急于求成，要注意平衡各方利益，却反被王安石揶揄。吕公弼见劝告“拗相公”无望，便将自己对变法的意见写成奏疏，自行报给宋神宗。奏疏的草稿写好后，吕公弼将其放在书房，准备隔天检索后再誊写上交，结果被堂孙吕嘉问读到。为了讨好王安石，吕嘉问将草稿偷出带给王安石，后者阅后大怒不已，向神宗告状说吕公弼反对变法，于是神宗当即把吕公弼贬为太原知府。得知是吕嘉问将奏疏偷走告密后，吕家人气愤莫名，直呼吕嘉问为“家贼”，并将他的名字从吕氏宗族中除去，以与他同朝为官为耻。 徽宗轻佻宋徽宗赵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，因为血脉疏远，所以并没有资格成为皇储。自从受封端王后，赵佶就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琴棋书画和游猎女色的工作中去。他经常流连市井，与文人艺妓厮混，平日也不精研孔孟，只知谈论风雅。他相貌俊俏，为人风流，是汴京中数一数二的风月公子，又因是王爷，所以无人敢管。正是在旁人的纵容下，赵佶的艺术天赋得以充分发挥，他精通琴艺、棋术，擅长工笔花鸟和书法，还成功地创造出书法“瘦金体”，成为历代皇室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大家。公元1100年，宋哲宗赵煦病逝，因他死后无嗣，所以太后有意立年富力强的端王赵佶为帝，结果遭到宰相章惇的强烈反对，称赵佶“轻佻，不可君天下”。但是在忠臣曾布等人的支持下，章惇的反对最终没能起到作用。赵佶登基后，前几年还能虚怀纳谏，从善如流。然而没过多久就原形毕露：蔡京书法独步天下，他就重用蔡京，君臣臭味相投，整日研习艺术，不顾民生多艰。赵佶要在宫中营建假山群“艮岳”，就有人专门给他摆弄“花石纲”，逼迫南方百姓给皇帝运石头。赵佶喜好风月，就有人带他挖地道出宫私会名妓，甚至和朝臣周邦彦争风吃醋，将其贬往外地。赵佶信道，就在宫中起道观，日日炼丹，修习房中邪术。在他的风流下，共生了三十八个儿子和四十二个女儿。退位为太上皇时，后宫中竟有六千多名女子需要发落，荒淫可见一斑。赵佶的轻佻无道，不仅与他高超的艺术成就呈现鲜明对比，更让神宗以来的宋朝中兴之势化为泡影，直接导致北宋后来被灭亡国。因此后人也经常拿宋徽宗治国上的腐败无能，与父亲宋神宗的励精图治进行对比，并戏称：“赵佶专百技，唯独不善帝艺；神宗无长，偏偏专做官家。” 靖康耻1126年靖康元年正月，金兵南下包围汴京，逼宋钦宗割让太原等三镇，勒索黄金五百万两、白银五千万两、绢帛一万匹、牛马两万匹。宋钦宗心惊胆战，只得先行答允。金人撤兵后，他又密令三镇守将抗拒金军，同时联络西夏准备同金国开战。宋钦宗的计划被金国先一步探明，于当年下旬再次进攻汴京。钦宗退无可退，亲登城门指挥作战，但北宋积弱多年，早已失去太祖、太宗时的锐气，屡次被进军打败。宋钦宗无奈，只得听从投降派，让康王赵构与金兵谈和求和。不久金军再次猛烈攻城，钦宗在宫中急得团团转，这时有个叫郭京小兵说自己会施“六甲法”退兵，钦宗竟信以为真，许以他高官厚禄。结果郭京的乌合之众初遇金军就被杀败。败退之时，宋军关掩城门不及，被金兵冲入汴京。钦宗派宰相何栗去金营向统帅完颜宗翰求和，被金人辱骂，钦宗只得亲自前往金营称臣，并答应了对方的勒索。回朝后，钦宗被迫履行金军一千万黄金、二千万锭白银、一千万匹绢帛的要求，下令大索汴京金银，将全城百姓抄家二十余日都未能凑足。金军又提出以一千五百名女子“抵债”的要求，钦宗又下令后宫妃嫔、宫女、绣女前往金营，另抢夺百姓家中女子充数，不少人一夜之间家破人亡，被逼自尽者不计其数。不久，金人再次要求钦宗前往金营议和，结果钦宗刚去就被扣留，从此一去不返。完颜宗翰等人则威逼宋廷继续上缴赔款。大批的金银车队、牛羊骡马被赶入金营。被抵偿的女子也一道送入金营，被金军肆意凌辱蹂躏。1127年靖康二年二月初六，金人将钦宗废为庶人，次日又废黜前来赎子的徽宗，北宋彻底灭亡。后来，金军统帅完颜宗望得知赵构仍在河北部署宋军，决定立刻带兵退回金国。他们烧毁了汴京附近的所有村镇，对残留在这里的百姓大肆屠杀，然后分别押着钦宗和徽宗北返。一道被金军掳走的，还有三千多名朝中宗室、大臣、宫人，以及无法计算数量的古董、文物、书籍。另有超过十万人被金兵一起掳掠前往北方，沿途被冻死、饿毙、凌辱至死者十之七八。到达金国国都时，金人勒令徽、钦二帝带着嫔妃、子女身披羊裘，裸露上身，为金太祖铸像牵羊。金太宗还封徽宗为“昏德公”、钦宗为“重昏侯”，将他们关押在五国城（今黑龙江依兰县）。钦宗的朱皇后不甘受辱，于当夜自尽；大部分宗室女眷被金太宗分配给将官、大臣为侍妾，其余人被送入浣衣局成为官妓，男子则全被编入丁户。“靖康之耻”是金国给中原王朝造成的一次罪孽深重的灾难，金兵所过之处任意掠夺屠杀，毁灭华夏文化，致使中原寸草不生，百姓罹难。岳飞曾在词中悲叹“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！”因此，“靖康之耻”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激励百姓、匡扶中原的磨刀石，鼓舞宋朝义士们坚持抗争。过河！过河！“靖康之耻”后，宿将宗泽被任命为东京（即汴京）留守，坚持与金兵作战。在整顿军务布防的同时，宗泽不间断地向宋高宗赵构上疏，乞求回师北进，还都汴京。但赵构不愿与金军作战，整日待在商丘，金军突袭后，他又以巡幸为名逃到扬州，幸有宗泽带兵拼死抵抗，才将金军挡住。宗泽认为金军攻势已老，朝廷完全有能力调兵遣将进行北伐，迎回徽、钦二帝。他暗中联络金国占领区的外族人民，努力策反原辽国的兵将，紧接着再次上书赵构，请求联合外族共同抗金。从1127年到次年五月，宗泽向赵构接连奉上二十四余封《乞回銮疏》，却未能得到赵构理会。宗泽又派范世延、呼延次升，还有儿子宗颖赶赴扬州，向赵构当面呈奏北伐详情和渡河计划，哭请赵构返回东京汴梁。然而，赵构不仅拒绝了宗泽的请求，相反还认为他心中并不看好自己，一心只想迎回宋钦宗光复皇位，于是开始猜忌宗泽。1128年五月，他派马军都指挥使郭荀前往汴梁担任副留守监视宗泽，并不断阻挠宗泽的渡河计划。宗泽眼看自己矢志筹划的北伐大计成为泡影，忧愤之下导致背生坏疽，原本就已不利的病情再次加剧。七月十二当天，病倒多时的宗泽已经走到生命尽头，却依旧语念北伐。他哭着背起杜甫的名句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！”弥留之时，宗泽鼓起最后的力气，对着北边大声高呼：“渡河！渡河！渡河！”随后带着满腔的悲愤和遗憾溘然长逝。 莫须有宋高宗赵构携宋室南渡后，金军加紧了对南宋的军事进攻，后经岳飞、韩世忠等人奋力挽救，才将金军抵抗在长江一线。但是，在接连不断的大捷面前，赵构也越发担心岳飞真的会攻破金国，迎回徽、钦二帝，威胁到自己的皇位，因此与丞相秦桧力主议和。“绍兴和议”达成后，岳飞不理和议，依旧同金军作战，并取得了朱仙镇大捷。在秦桧的劝说下，惊悸不已的赵构用十二道金牌强行召回岳飞；秦桧则唆使监察御史万俟卨（读“谢”）向赵构上书，称岳飞在作战时拥兵不救，还企图占据襄阳自立等。秦桧随后又收买张俊、王贵、王俊一起向赵构诬告，谎称岳飞之子岳云曾写信给部将张宪，准备共同发动兵变夺回兵权。1141年，得到奏报的赵构立刻将张宪逮捕下狱，不久又将岳飞父子骗入狱中，秦桧又指使爪牙对他们酷刑逼供，妄想锻炼成狱。他的专断卖国行为让已经避位自保的福国公韩世忠愤慨莫名，忍不住质问秦桧。秦桧却傲慢地答道：“岳云与张宪互通书信的罪证虽然尚未找到，但想来岳飞谋反是‘莫须有’（或许有）”的吧？韩世忠听后气愤难耐，怒道：“‘莫须有’三字何以服天下！”不久，赵构就于除夕前夜将岳飞赐死风波亭，岳飞死时年仅三十九岁，其子岳云和张宪也被杀害。 朕倚魏公如长城南宋孝宗即位后，将常年被排挤的主战派老臣张浚重新召回，并赠他少傅荣誉，封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，不久又进封魏国公。已做了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对儿子的决定不以为然，认为张浚大言盗名，只不过能在朝中说教而已。孝宗不听，决意重用张浚。后来，翰林院学士史浩奏请孝宗，准备在瓜州、采石两地重修防御工事。张浚听后反对道：“放着两淮重线不守，却只守一条长江，是在向金人示弱，容易消磨军民士气。不如先营建泗州城固守。”因而同史浩结怨。史浩于是就在担任参知政事时频繁反对张浚，导致孝宗经常不愿采纳张浚的建言。张浚曾推荐自己的旧部陈俊卿为宣抚判官，临出行前，孝宗将陈俊卿和张浚的儿子张栻召往宫中会面。当时张浚刚奏请孝宗前往留都建康，向江南百姓昭告北伐大计，并从淮河、山东两地水陆并进，同时以驻扎西南的名将吴璘辅助进攻金国。孝宗对此深有感触，但他担心赵构的告诫，仍不敢妄议北伐。于是在召见陈俊卿和张栻时，问及张浚的饮食和面容等近况，看他是否还耳聪目明，同时孝宗还说：“朕倚魏公（即张浚）如长城，容不得旁人谣言毁谤。”以此表示对张浚的信任。蟋蟀宰相“蟋蟀宰相”说的是南宋末年的误国宰相贾似道：他虽然是当朝宰辅，并曾经严厉执行公田法。但在政治大略上毫无建树，不但喜欢好高骛远，还经常胡乱指挥军事行动，却靠着瞒天过海不断得到宋理宗的信任。相传，贾似道为政没有多少成绩，但对蟋蟀十分感兴趣，整日以斗蟋蟀为乐，还专门写了一本《促织（蟋蟀的别称）经》。为了随时都能斗蟋蟀玩，贾似道甚至还带着蟋蟀上朝，两只小虫子躲在他的袖袍里高声鸣叫，扰得朝会的大臣们尴尬不已。贾似道一慌，甩了甩袖子想叫蟋蟀安静下来，结果蟋蟀却乘机跳出去，跳到宋理宗的胡子上厮斗，令皇帝非常下不来台。对贾似道而言，对蟋蟀的乐趣远远超过军国大事的重要性。宋理宗曾经给他修过一座巨大的宅院，他就每天待在这里斗蟋蟀，拥着那些自己搜罗到的美女日夜淫乐，还把那些有政事相求的大臣们全部赶走，将工作都交给门客们去做，只见他的狐朋狗友。襄阳城被蒙古人围困，他却依然斗蟋蟀取乐，有赌徒朋友还拍着他的肩膀戏谑道：“这就是所谓的军国大事吧？”贾似道闻言竟不以为耻，反而放声狂笑。贾似道的无能堕落让南宋军民受尽苦难，更让朝中的正义大臣们轻视于他，于是蔑称他为“蟋蟀宰相”。剥皮实草剥皮实草也叫“剥皮法”，是一种酷刑，早在断代时期就已经出现。明朝立国不久，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，佃农出身的明太祖向来痛恨贪官，却无奈贪渎之风屡禁不止。为了警醒这些鱼肉百姓的祸害，朱元璋在自己亲自编写的判例法规《大诰》中，将汉朝时就已废止的肉刑悉数恢复，包括挑筋、膑刑、腐刑等，其中最恐怖的就是“剥皮实草”。朱元璋规定，官员无论大小，凡贪污白银六十两以上者，都要被判处枭首示众，还在各地府衙左边盖土地庙，将犯官的尸身剥皮，然后充入稻草，挂在土地庙中示众。新上任的官员前来履职，要先到土地庙中过一晚，接受警示教育，然后方可带印当官。也有将犯官的人皮直接带回衙门蒙在座位上，请新官坐上去感受。都督毛骧就因收受贿赂，被朱元璋在胸背文刺“奸党毛骧”四个血字，然后剥皮贮草放入都府大堂。后来鉴于贪官越来越多，干脆下令，所有贪赃的官员，不分轻重都要剥皮实草。瓜蔓抄“瓜蔓抄”是朱棣大杀建文帝旧臣的写照。在朱棣即位后，建文大臣景清忍辱接受了御史大夫的任命，被天下人所不齿。景清却心存复仇之火，他私带利刃，想趁着早朝的机会刺杀朱棣，后被朱棣发觉逮捕。景清遂破口大骂，称朱棣叔夺侄位，如父奸子妻，是丧尽人伦的兽行，死后必会受到太祖朱元璋的谴责。朱棣恼羞成怒，将景清磔死诛族，并顺藤摸瓜，连他家乡的邻居乡人也不放过，全数屠杀，使整个村落沦为废墟，时人痛称此暴行为“瓜蔓抄”。明太祖朱元璋辣手治贪，官员贪污最严重的刑罚是处死、剥皮，再在人皮里塞些草，放在衙门里以示警诫。诛十族“诛十族”说的是被明成祖朱棣残杀的建文帝重臣方孝孺。方孝孺名满天下，是大儒宋濂的高徒，又曾担任蜀献王和建文帝的老师，是士大夫楷模。因此“靖难”战争胜利后，谋士姚广孝曾跪求朱棣，务必要留存方孝孺的性命，否则全天下的读书种子都会被毁尽。朱棣深以为然，决意拉拢方孝孺。为尽可能给“靖难”涂抹合理性，朱棣释放了方孝孺，要他给自己起草登基诏书。方孝孺戴孝上殿，哭声震天，朱棣亲自走下皇位安慰他，说：“我此举不过是效仿周公辅国，先生不必过于悲伤。”方孝孺却闻言不屑，反问道：“既是周公，成王现在何处？”朱棣答：“已自焚而死。”方继续逼问：“成王之子在何处？”朱棣狡辩：“国家需年长的君王扶持。”方不依不饶：“那成王的弟弟又在何处？”朱棣词穷：“这是我的家事！”随后强逼方孝孺草拟诏书。方孝孺提笔在纸上写下“燕贼篡逆”四个大字。朱棣气急败坏，威胁方孝孺：“你就不怕我杀你九族吗？”方孝孺却铁骨铮铮回敬：“灭十族也不怕！”于是朱棣果真将方孝孺的门生故旧凑成一族杀掉，又将方孝孺九族屠尽，然后把他磔死，女儿收为官妓，前后屠杀873人，这就是亘古未有的“灭十族”。 十全武功“十全武功”是特指乾隆皇帝在位时进行的十次大规模军事行动，它们分别是：1747年到1749年，清军镇压四川阿坝金川地区藏族土司叛乱的“大小金川之役”；1755年突袭准噶尔蒙古，平定达瓦齐部叛乱；1755年和1759年两次进兵伊犁，平定准噶尔蒙古辉特汗睦尔撒纳叛乱；1758年平定南疆回部白山派首领霍集占兄弟的“大小和卓之役”；1765年至1769年进攻缅甸之役；1771年到1776年，清军再次镇压“大小金川”之役；1786年至1788年，镇压台湾天地会北路领袖林爽文领导的人民起义；1789年，清军激战安南之战；1790年和1792年，两次平定廓尔喀蒙古犯境清朝、入侵西藏的战争。由于乾隆帝对军功极为渴望，因此对战争机遇十分关注，并希望后人能够铭记自己的功劳。1792年，在八十大寿之际，乾隆特地命人撰写《御制十全记》，将这十次重大军事行动详加记录，他自己则以“十全老人”自居。客观上讲，乾隆帝的“十全武功”的确为维护统一王朝和边疆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。然而，“十全武功”中有些部分却算不得功：同缅甸的战役不胜不和，最终是由于缅甸刚征服不久的暹罗（今泰国）发生起义而以议和结束的，却被自负的乾隆帝计入“十全”之中；安南之役更是大败而还，三万清军中有半数埋骨异乡。同时，正是由于“十全武功”的存在，清廷才会为军费粮饷头疼不断，甚至要靠盐商“助饷”来解决问题，几乎拖垮了清朝库存。因此，所谓的“十全武功”，说到底不过是封建帝王用来炫耀的资本。 我朝与胥吏共天下胥吏又称书吏、书办，原本是官府中负责文案工作的小官。清朝以前，胥吏属于正常的国家官员，有自己的品级和秩禄。到清朝后，胥吏不再享有国家配享，社会地位也沦落到士人和书生之下，以衙门和官员的办事员身份存在。他们依旧可以靠科举晋身，但官职往往低微。因此从清朝中期开始，不少胥吏为改变前程，尽心服务给自己提供俸银的官员，希望能够获取正式的官身。胥吏长期在基层工作，有着非常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，又对朝廷法律、制度、政策十分纯熟，因此有不少满汉官员通过胥吏执掌政务、推行政策。受他们的倚重，任用胥吏逐渐成为常态，中央和地方的大员或者利用胥吏为自己出谋划策、结交权贵，或者借胥吏的人脉互通有无、结党营私，胥吏的权力随之越来越大，不少人凭借自己的官场经验，挟例弄权、敲诈索贿、欺上瞒下，逐渐成为清朝官场的畸景，更间接导致清朝官员队伍质量日趋下降，成为腐朽的蛀虫。清末官员郭嵩焘就曾说过：“汉唐以来，虽号为君主，然权力实不足，不能不有所分寄。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，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，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，北宋与奸臣共天下，南宋与外国共天下，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，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，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。”